八十年代的李家沟(八十年代的李家沟是哪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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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02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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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散文〕李建学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李家沟,隐在一片温馨的树荫里。雄踞黄土山坡,朴素端庄而又祥和。
那些年,村庄背靠的大山上多种冬小麦。果树和菜地很少,以粮为纲。李家沟右边的上崖村被一条大渠和次第盘桓的梯田分隔,左边的刘家坪高在山坳另一侧;面前的陇海铁路就一条孤零零的单行线,浑黄的渭河水不管不顾向东而去,一头扎进河里的龙咀子梁,把西秦岭数不清的大山拉到家家窗前。李家沟眼皮底下的元龙火车站,每天各有一趟上下的慢车;喘着粗气的火车到站,能给这个偏僻的乡村带来短暂的喧嚣。李家沟东南斜对岸的关峡,一如既往的绿在柏树丛中;而西南角的老街道,才是元龙的心脏。街道濒临渭水背靠拐弯的铁道,铁道以北一字排开的几家大单位,元龙中学、政府机关和卫生院,以密集的瓦房聚成乡镇的中枢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我们李家沟如同元龙的左肩,肩负着沧海桑田的变迁。
整个八十年代,我都在上学。
先是在李家沟念小学,四五年级也就二十几个娃娃,近年才知道有个词叫做复式班。那时候对念书没有概念,更喜欢的是节假日进山砍柴;来回的路上可以听大娃娃讲书里和电影上的故事,背上几十斤劈柴穿街过村,能受到路人赞叹,也能得到父母的夸奖。
小学毕业后,1981年秋到1987年夏,从李家沟到元龙中学,整整跑过六年,每天三个来回。中学时期,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。即使雨天光着脚丫子跳泥,即使考试不及格挨骂,即使跟同学打架受伤,也难得忧愁。
上中学的早晨有些冷清,低头夹着干馍馍,多跑步经过出村的坡道陡路盖。这一段弯曲而又陡峭的黄土山路,祖祖辈辈走过很多年。之所以叫陡路盖,也许除了陡峭之外,还有些膝盖骨的象征意义,光滑而又坚硬。雨雪天气,一不小心就会人仰马翻。
上学的中午一如既往地匆忙,却丰富多彩。走出校门,公社的高音喇叭准点播放单田芳的评书,能一路听着走回村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岳飞传》,很多章节后来都能背诵。走进自家院子,屋檐下的广播匣子评书在继续。当时政府联系农户的最快捷方式,就是高音喇叭加电线连接各村到户的广播匣子。听着评书,狼吞虎咽吃过午饭,转身就往学校跑。饭后走下陡路盖,走得慵懒。逢集的日子,过了铁路桥便道,顺路拐进元龙老街,时常爬到邮电所柜台上看看新到的杂志封面,也眼馋街边的小吃。一路过眼瘾,偶尔到铁匠铺或照相馆凑热闹,再向西走出正街,穿过铁道路基下高大的涵洞,火急火燎赶到中学大门。
夕阳下的陡路盖,都是美好记忆。中学六年要上晚自习,元龙中学约定成规,周边的上崖、后庄、王家沟、元龙、李家沟等五个村庄的通校生跟住校生一起,必须上90分钟的晚自习。再往西的吴家沿、南边的石家湾、东南的关峡、还有再东的刘家坪和杜家坪,可以自由上晚自习。当然,元龙火车站的职工子弟包括附近的粮站、养路工区等单位的学生,也得上晚自习。
上晚自习,多有幸福的记忆。晚饭后出村,走到陡路盖,炊烟弥漫的元龙乡村,四季各有色彩。春天的地埂上,才出土的草丫儿透着新生命的气息;盛夏的楞子根底下,满目郁郁葱葱的绿;深秋的曹家河坝里,红叶点缀着金黄;隆冬季节披星戴月,时常但闻人语响,虽然看不到影子,也知道更有早行人。
走在上晚自习的路上,不远处的高音喇叭亲情伴奏。公社改为乡以后,架在上崖村头的喇叭,会定时放出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;都是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,听两遍,就能自顾自的哼唱一路。
年轻的朋友们/今天来相会/荡起小船儿/暖风轻轻吹/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/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
当然,更多的时候放的是秦腔戏。少年时不太喜欢看老戏,长大后离开元龙,远离故乡的思念里,心中慢慢生出秦腔戏的种子。我已经写过十五六个有关老戏的短篇小说,写的就是这种故乡记忆。
晚自习回来的路上,都是摸黑走石子路,还要过两回铁道,十分费鞋。爬上黄土敦厚的陡路盖,就是到家的安然。我们二三十个年级不同的娃娃一路叽叽喳喳,各自说着新鲜的话题;经常悄悄传递课堂里不允许的读物,回家点上灯看。
那个年代的读物,最抢手的是32开的《辽宁青年》。在这种小刊物上,开始想象大山外面的世界。后来读《少年文艺》,还订过《少年文史报》和《中学生》杂志。私下里传递最多的是《大众电影》和《武林》,我们除了羡慕电影明星,也吼哈着偷练过几手少林拳。
八十年代的李家沟,遗忘在社会进步的角落。上学的路上,走着走着,就会有人走丢了。十七八的女娃娃,羞羞答答的嫁了人。才上到高一的小伙子,突然间就回家娶媳妇去了。也有高中毕业生通过考学,成为吃供应粮的公家人而家喻户晓。
1980年开始,李家沟逐步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。父辈们最大愿望,就是能养一头犍牛,种好责任地,让全家人吃饱饭。谁知甩开膀子大干两三年后,买骡子成为时尚。父亲660元从清水县著名的交流会上牵回来一头栗色儿骡子,成为村里一道靓丽风景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村东山沟边,我们二队上山的土路,就是去北山上属清水县管辖几十个村庄的大路。元龙逢集的日子,骡马一路叮叮当当。山上人按碗卖糖梨儿的那个甜,铁路工人数鸡蛋买的计较,包括毛驴子歪着脖子嘶叫猪娃子闹,都是人间烟火。
1984年的小麦大丰收,家家都翻出了几十年没派上用场的粮囤。吃饭问题解决了,脑子活泛的人家偷偷做点小生意,勤快的长辈们开始在自留地里栽花椒树。攒劲的女人娃娃,相约去跟车围车叫卖;上百人追着停靠下来的绿皮火车,吆喝着兜售水果和煮鸡蛋。
八十年代的李家沟,到处都是勤劳和上进的情景。人们在各自的角色里感恩改革开放的好,也担心土地政策会不会变。那些年,碾场是农忙的喜庆。亲房邻居男女老少齐动手,以互助的方式彻夜劳作,把龙口夺食的小麦收获季,当节日一样过到极致。那些年,见多识广的人试着种几棵苹果树,也多为红元帅和黄元帅,还有啃不动的老国光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家家看着大牲口,户户养猪喂鸡。过年杀猪做豆腐,还有耍社火,才是该有的滋味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最时尚的是双卡收录机。大音量放出陈仁义的《下河东》,也唱李淑芳的《游龟山》,秦腔戏当为主流。学生娃喜欢李玲玉,都把千百惠的《走过咖啡屋》,记到这位甜歌皇后身上了。每次走过那间咖啡屋,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让人难忘初恋,还有那个算不得情人的情人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没有见过麻将。过年打几把扑克,多是天地王;偶尔打升级,也从不耍钱。耍钱是二流子的勾当,都说李家沟庄风正,祖祖辈辈崇尚耕读门第;一方面勤于农事,一方面渴望后人读书上进,风清气正。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十年里,李家沟考出去的学生最多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过年要唱三天三夜大戏。平时谁家有喜事,就有人张罗包电影。电影都是晚场,有时在二队的场院里放,更多的是在1982年左右修建的戏台院里放。下晚自习回来,能踅摸过去看上后半截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吃水要到村东的山沟里去担。担水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,还成就了一条进出村庄的路担水路。那时候过年,都要扎秋千。担水路上边宽敞的窖院里,是扎过多年秋千的老地方。后来也到下场里扎。过年的韵味,还是窖院里深长。担水路上,有一棵下半身空洞的柿子树,那是榨油的地方。月上中秋的日子,家家以炒香的花椒籽榨油,户户炸油饼。七八个壮汉围着粗大的油杠,把两只大碌碡吊上去加力的情景;花椒油渗出草绳裹严实的油包,沿石头油盘顺嘴子流下来的记忆;仿佛一幅古画。
八十年代后两三年,陆续离开元龙到外地去上学。这些乡土的记忆,慢慢成了个人情感的主要内容。
1987年秋到1988年夏,于北道埠的市八中插入应届班复习再考。慢车每次离开元龙,车出西闸口,加速走过水口之上的花桥;看着窗外静静的李家沟,看到盘旋的陡路盖,背着洋芋和萝卜的我,徒生无限忧伤。熟悉的人和事,水一样于窗前流逝。直到走出天水火车站,还有些恍惚。
1988年9月19日午夜,在元龙火车站,父母送我登上兰州开往西安的445次慢车,第一次出远门。要到千里之外的长庆石油学校去读书。从此,我就成了一个怀揣故乡的人。
此后的十年里,多次坐半夜的慢车回老家。在元龙出站,不敢走李家沟瓦窑旁的大路;阴森森的几孔窑洞里,停放过火车轧死的尸首。我习惯跟着零星下车的旅客,顺车站往西走一段,在三股道路基底下儿时玩过的两眼涵洞处拐过来,向北穿越一处沙土大豁口,几步钻进一队的桃园里。桃园小路正中那座幽暗的庵房子,背后就是回家的捷径。小路左边有我家一块不大的花椒地,右边就是二队的桃园。桃园是我们儿时垂涎的地方,因为偷生产队的桃子,没少挨大人的打。走在自家的地头,再黑的夜晚,都不会害怕。提着行李一路向上,顺沟边的架子车道进村,三步并作两步,就是梦中的老家。
有好几回,才走进巷道里,就听到母亲喊着趿拉上鞋跑出来开大门的声音。母亲说:听脚步,就知道娃娃回来了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才是家。
啊亲爱的朋友们/美妙的春光属于谁/属于我属于你/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/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/伟大的祖国/该有多么美
唱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的时候,一点都没有想过那个黄金年代,也没有想过世事的变幻,更没有想到故乡的渐行渐远。一晃大半生过去,我亲情的李家沟,无情的成了过往。
1980年以来的四十多年,元龙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先是渭河边上的310国道开通,打开了乡民走向远方的新通道。接着陇海铁路复线建成,元龙火车站东移,农贸市场从老街道迁到火车站旁边,建在我们李家沟早年石头地埂环绕的桃园里。
进入新世纪,随着花椒产业的快速发展,随着新农村建设,一排排楼房走进农家,元龙乡不仅升级成为元龙镇,还被誉为著名的花椒之乡。静谧于黄土高坡的李家沟紧跟时代潮流,逐渐改变劳作方式,不种粮食了。花椒和苹果成为主打产业,贩卖花椒和外出务工就是挣钱门道。早年没有人要的石滩地,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房产。就连庄里的人气,也于不知不觉中顺坡下移,慢慢跟街镇分不清了。
李家沟日新月异。
我的梦,还在流金的岁月里。
2022年2月6日于西安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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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散文〕李建学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李家沟,隐在一片温馨的树荫里。雄踞黄土山坡,朴素端庄而又祥和。
那些年,村庄背靠的大山上多种冬小麦。果树和菜地很少,以粮为纲。李家沟右边的上崖村被一条大渠和次第盘桓的梯田分隔,左边的刘家坪高在山坳另一侧;面前的陇海铁路就一条孤零零的单行线,浑黄的渭河水不管不顾向东而去,一头扎进河里的龙咀子梁,把西秦岭数不清的大山拉到家家窗前。李家沟眼皮底下的元龙火车站,每天各有一趟上下的慢车;喘着粗气的火车到站,能给这个偏僻的乡村带来短暂的喧嚣。李家沟东南斜对岸的关峡,一如既往的绿在柏树丛中;而西南角的老街道,才是元龙的心脏。街道濒临渭水背靠拐弯的铁道,铁道以北一字排开的几家大单位,元龙中学、政府机关和卫生院,以密集的瓦房聚成乡镇的中枢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我们李家沟如同元龙的左肩,肩负着沧海桑田的变迁。
整个八十年代,我都在上学。
先是在李家沟念小学,四五年级也就二十几个娃娃,近年才知道有个词叫做复式班。那时候对念书没有概念,更喜欢的是节假日进山砍柴;来回的路上可以听大娃娃讲书里和电影上的故事,背上几十斤劈柴穿街过村,能受到路人赞叹,也能得到父母的夸奖。
小学毕业后,1981年秋到1987年夏,从李家沟到元龙中学,整整跑过六年,每天三个来回。中学时期,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。即使雨天光着脚丫子跳泥,即使考试不及格挨骂,即使跟同学打架受伤,也难得忧愁。
上中学的早晨有些冷清,低头夹着干馍馍,多跑步经过出村的坡道陡路盖。这一段弯曲而又陡峭的黄土山路,祖祖辈辈走过很多年。之所以叫陡路盖,也许除了陡峭之外,还有些膝盖骨的象征意义,光滑而又坚硬。雨雪天气,一不小心就会人仰马翻。
上学的中午一如既往地匆忙,却丰富多彩。走出校门,公社的高音喇叭准点播放单田芳的评书,能一路听着走回村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岳飞传》,很多章节后来都能背诵。走进自家院子,屋檐下的广播匣子评书在继续。当时政府联系农户的最快捷方式,就是高音喇叭加电线连接各村到户的广播匣子。听着评书,狼吞虎咽吃过午饭,转身就往学校跑。饭后走下陡路盖,走得慵懒。逢集的日子,过了铁路桥便道,顺路拐进元龙老街,时常爬到邮电所柜台上看看新到的杂志封面,也眼馋街边的小吃。一路过眼瘾,偶尔到铁匠铺或照相馆凑热闹,再向西走出正街,穿过铁道路基下高大的涵洞,火急火燎赶到中学大门。
夕阳下的陡路盖,都是美好记忆。中学六年要上晚自习,元龙中学约定成规,周边的上崖、后庄、王家沟、元龙、李家沟等五个村庄的通校生跟住校生一起,必须上90分钟的晚自习。再往西的吴家沿、南边的石家湾、东南的关峡、还有再东的刘家坪和杜家坪,可以自由上晚自习。当然,元龙火车站的职工子弟包括附近的粮站、养路工区等单位的学生,也得上晚自习。
上晚自习,多有幸福的记忆。晚饭后出村,走到陡路盖,炊烟弥漫的元龙乡村,四季各有色彩。春天的地埂上,才出土的草丫儿透着新生命的气息;盛夏的楞子根底下,满目郁郁葱葱的绿;深秋的曹家河坝里,红叶点缀着金黄;隆冬季节披星戴月,时常但闻人语响,虽然看不到影子,也知道更有早行人。
走在上晚自习的路上,不远处的高音喇叭亲情伴奏。公社改为乡以后,架在上崖村头的喇叭,会定时放出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;都是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,听两遍,就能自顾自的哼唱一路。
年轻的朋友们/今天来相会/荡起小船儿/暖风轻轻吹/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/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
当然,更多的时候放的是秦腔戏。少年时不太喜欢看老戏,长大后离开元龙,远离故乡的思念里,心中慢慢生出秦腔戏的种子。我已经写过十五六个有关老戏的短篇小说,写的就是这种故乡记忆。
晚自习回来的路上,都是摸黑走石子路,还要过两回铁道,十分费鞋。爬上黄土敦厚的陡路盖,就是到家的安然。我们二三十个年级不同的娃娃一路叽叽喳喳,各自说着新鲜的话题;经常悄悄传递课堂里不允许的读物,回家点上灯看。
那个年代的读物,最抢手的是32开的《辽宁青年》。在这种小刊物上,开始想象大山外面的世界。后来读《少年文艺》,还订过《少年文史报》和《中学生》杂志。私下里传递最多的是《大众电影》和《武林》,我们除了羡慕电影明星,也吼哈着偷练过几手少林拳。
八十年代的李家沟,遗忘在社会进步的角落。上学的路上,走着走着,就会有人走丢了。十七八的女娃娃,羞羞答答的嫁了人。才上到高一的小伙子,突然间就回家娶媳妇去了。也有高中毕业生通过考学,成为吃供应粮的公家人而家喻户晓。
1980年开始,李家沟逐步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。父辈们最大愿望,就是能养一头犍牛,种好责任地,让全家人吃饱饭。谁知甩开膀子大干两三年后,买骡子成为时尚。父亲660元从清水县著名的交流会上牵回来一头栗色儿骡子,成为村里一道靓丽风景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村东山沟边,我们二队上山的土路,就是去北山上属清水县管辖几十个村庄的大路。元龙逢集的日子,骡马一路叮叮当当。山上人按碗卖糖梨儿的那个甜,铁路工人数鸡蛋买的计较,包括毛驴子歪着脖子嘶叫猪娃子闹,都是人间烟火。
1984年的小麦大丰收,家家都翻出了几十年没派上用场的粮囤。吃饭问题解决了,脑子活泛的人家偷偷做点小生意,勤快的长辈们开始在自留地里栽花椒树。攒劲的女人娃娃,相约去跟车围车叫卖;上百人追着停靠下来的绿皮火车,吆喝着兜售水果和煮鸡蛋。
八十年代的李家沟,到处都是勤劳和上进的情景。人们在各自的角色里感恩改革开放的好,也担心土地政策会不会变。那些年,碾场是农忙的喜庆。亲房邻居男女老少齐动手,以互助的方式彻夜劳作,把龙口夺食的小麦收获季,当节日一样过到极致。那些年,见多识广的人试着种几棵苹果树,也多为红元帅和黄元帅,还有啃不动的老国光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家家看着大牲口,户户养猪喂鸡。过年杀猪做豆腐,还有耍社火,才是该有的滋味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最时尚的是双卡收录机。大音量放出陈仁义的《下河东》,也唱李淑芳的《游龟山》,秦腔戏当为主流。学生娃喜欢李玲玉,都把千百惠的《走过咖啡屋》,记到这位甜歌皇后身上了。每次走过那间咖啡屋,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让人难忘初恋,还有那个算不得情人的情人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没有见过麻将。过年打几把扑克,多是天地王;偶尔打升级,也从不耍钱。耍钱是二流子的勾当,都说李家沟庄风正,祖祖辈辈崇尚耕读门第;一方面勤于农事,一方面渴望后人读书上进,风清气正。高考制度恢复以后的十年里,李家沟考出去的学生最多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过年要唱三天三夜大戏。平时谁家有喜事,就有人张罗包电影。电影都是晚场,有时在二队的场院里放,更多的是在1982年左右修建的戏台院里放。下晚自习回来,能踅摸过去看上后半截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吃水要到村东的山沟里去担。担水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,还成就了一条进出村庄的路担水路。那时候过年,都要扎秋千。担水路上边宽敞的窖院里,是扎过多年秋千的老地方。后来也到下场里扎。过年的韵味,还是窖院里深长。担水路上,有一棵下半身空洞的柿子树,那是榨油的地方。月上中秋的日子,家家以炒香的花椒籽榨油,户户炸油饼。七八个壮汉围着粗大的油杠,把两只大碌碡吊上去加力的情景;花椒油渗出草绳裹严实的油包,沿石头油盘顺嘴子流下来的记忆;仿佛一幅古画。
八十年代后两三年,陆续离开元龙到外地去上学。这些乡土的记忆,慢慢成了个人情感的主要内容。
1987年秋到1988年夏,于北道埠的市八中插入应届班复习再考。慢车每次离开元龙,车出西闸口,加速走过水口之上的花桥;看着窗外静静的李家沟,看到盘旋的陡路盖,背着洋芋和萝卜的我,徒生无限忧伤。熟悉的人和事,水一样于窗前流逝。直到走出天水火车站,还有些恍惚。
1988年9月19日午夜,在元龙火车站,父母送我登上兰州开往西安的445次慢车,第一次出远门。要到千里之外的长庆石油学校去读书。从此,我就成了一个怀揣故乡的人。
此后的十年里,多次坐半夜的慢车回老家。在元龙出站,不敢走李家沟瓦窑旁的大路;阴森森的几孔窑洞里,停放过火车轧死的尸首。我习惯跟着零星下车的旅客,顺车站往西走一段,在三股道路基底下儿时玩过的两眼涵洞处拐过来,向北穿越一处沙土大豁口,几步钻进一队的桃园里。桃园小路正中那座幽暗的庵房子,背后就是回家的捷径。小路左边有我家一块不大的花椒地,右边就是二队的桃园。桃园是我们儿时垂涎的地方,因为偷生产队的桃子,没少挨大人的打。走在自家的地头,再黑的夜晚,都不会害怕。提着行李一路向上,顺沟边的架子车道进村,三步并作两步,就是梦中的老家。
有好几回,才走进巷道里,就听到母亲喊着趿拉上鞋跑出来开大门的声音。母亲说:听脚步,就知道娃娃回来了。
那些年的李家沟,才是家。
啊亲爱的朋友们/美妙的春光属于谁/属于我属于你/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/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/伟大的祖国/该有多么美
唱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的时候,一点都没有想过那个黄金年代,也没有想过世事的变幻,更没有想到故乡的渐行渐远。一晃大半生过去,我亲情的李家沟,无情的成了过往。
1980年以来的四十多年,元龙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先是渭河边上的310国道开通,打开了乡民走向远方的新通道。接着陇海铁路复线建成,元龙火车站东移,农贸市场从老街道迁到火车站旁边,建在我们李家沟早年石头地埂环绕的桃园里。
进入新世纪,随着花椒产业的快速发展,随着新农村建设,一排排楼房走进农家,元龙乡不仅升级成为元龙镇,还被誉为著名的花椒之乡。静谧于黄土高坡的李家沟紧跟时代潮流,逐渐改变劳作方式,不种粮食了。花椒和苹果成为主打产业,贩卖花椒和外出务工就是挣钱门道。早年没有人要的石滩地,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房产。就连庄里的人气,也于不知不觉中顺坡下移,慢慢跟街镇分不清了。
李家沟日新月异。
我的梦,还在流金的岁月里。
2022年2月6日于西安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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